◎作者 | 财经君
◎来源 | 财经界（Caijingjie1314） 已获授权
最近这些年，上海经济确实乏善可陈。上海经济过于精致，海派文化根深蒂固，沿江而治，也是国际上少有的没有走向滨海的大都市，缺乏大刀阔斧，突破性开拓举措。
从省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了485倍，从改革开放前的全国第23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10名，经济总量也从1978年的66.37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32298.20亿元；而同期的上海却只增长了110倍，排名从全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名跌落至第11名，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272.81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30133.86亿元，刚好排在福建省的后面。
而从城市来看，从2008年到2017年的十年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贵阳、合肥，上海十年间一共增长了219.98%，年均增长率仅为12%，经济总量从13698亿元增长至30133亿元，全国百强城市中增长速度排名第86名；而贵阳、合肥则分别增长了433.79%和433.47%，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38%和33.35%，经济总量也由811亿元和1664亿元分别增长到了3518亿元和7213亿元，增长速度分列全国百强城市第一和第二位。
上海2040规划最近出台，到2040年，人口总数2500万，只比现在增加约80万，非建筑用地(农业用地)3000多平方公里，占上海市总面积一半。上海人口密度和东京，新加坡等城市比，远低于这些城市，按照面积比例上海完全可以容纳5000万以上世界超级大城市，如果局限于上海现在仅有的市区面积来看，上海2500万人口是非常拥挤的，但事实上上海东部及海岸沿线有大片空间等待开发，可以再容纳至少一个现有上海人口规模。
上海作为人口素质，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等都走在全国前列，放弃上海市大量土地不开发，而去开发边远小城镇，根本无法达到人口密集要素等经济规模效应，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也是非常不经济的开发方式。上海作为一个直辖市，完全没有保留大量农业用地，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不存在需要耕地保有量来保证安全，新加坡作为独立国家也没有这个做法，东京开发程度更加远远超过上海。
在中国经济陷于困顿的今天，上海的现状很容易让人想起30年多前的中国的另一座城市，当时的中国也是陷于比今天还艰难的困境，当时的人们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指望它能为困顿中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它做到了。30多年来，它欣慰的看到，庞大的中国小心翼翼的摸着在它先期铺下的石头，一步步的跨过了贫穷的海，跨过了温饱的江，跨过了小康的河，正艰难的向着拥挤的富裕谷迈进。它大刀阔斧所开创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帮助这个在贫穷的沼泽里踯躅了几百年的民族一举超越了苦难，也让所有有着类似经历和境遇的民族看到了同样的希望。我想不用说大家都已知道了，它的名字叫“深圳”。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的搏杀，珠三角为广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崛起了一批真正具有品牌意义的现代企业群。华为、中兴、腾讯、平安集团、招商银行、格力、美的、TCL、比亚迪等。而上海呢？
01
为何深圳和浦东差异如此显著
公允地说，两地的发展，至少在初期，政府起的作用，还是像对产业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补偿，对新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这些新结构主义要素方面的东西，还是较为趋同的，就这一点来说，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都没有大的区别，但为什么真正的现代产业集群的产生，在深圳为首的珠三角与上海为首的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以奉行新结构主义为宗旨的地方政府（（高效廉洁和服务型的政府与具有“亲商”即为客户服务观念的公务员队伍，是苏州工业园区得以成功的关键（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27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在以良好的制度优惠服务态度和基础设施构筑工业园招引来企业后，这些像孩子一样备受政府呵护的企业在投放市场后，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来自市场本身的技术水平或产品同质化竞争，有与其他水准相近企业的摩擦，有因企业发展引发的人工还有环境纠纷，有资金链条销售渠道等。在出现这些问题后他们习惯性的找政府，而像敢于“给台商端洗脚水”的昆山市领导，面对企业的这些要求往往是雷厉风行，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FT中文网2013年07月11日）他认为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中国取得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马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他说：而要想成为一个持久的经济体，大概需要50年，很多企业只有跨过50年的历程，这50年历程内至少有5到10次灾难，是经历了国家、国际形势和企业内部的灾难，才能称之为一个坚强的企业。任何一次打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机遇。
回到深圳。依照新古典主义以及熊彼得的企业创新理论，产业的发展取决于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最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和地域流动，而由企业家精神所推动的创新能够在一定时空内创造出这样的高利润空间。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家精神，都不是政府政策所能催生的，而只能在市场竞争中历练出来，并且在任何时空中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无数失败的冒险家在垫底。发挥服务提供的功能最终弥补市场失灵，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相得益彰，才是产业政策的正途。说到底，千变万化的产业政策必须建立在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根基之上。
通常说来，严格的产权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保证创新的基本前提。在中国，这两者都还很不健全，相比上海，深圳可能问题更大，从创新所需的各要素讲，前者看起来都要比后者都更齐备，“20世纪末，由于国有经济改革和法制环境的改善滞后，它在对内对外经济上的表现都较长三角地区有所逊色”（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1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但就像美国创新文化的大本营硅谷，不是出现在知识密集的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一样，中国最具创新性的地区也不是知识密集的北京或上海，而是深圳。根本原因在于，经过了市场经济最充分发育的深圳，比上海有更多机会孕育具有市场所赋予它的那种内在的创新生态，也就是创新文化。它也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如果说，企业的真正强大靠根植于市场的创新文化的话，那么这种创新文化所凭依的，不是政府超越性手段的神性嫁接，而是市场竞争的自然抉择。
这一点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界更是如此，在以流量入口、用户黏性、盈利转化为核心的互联网企业酣战中腾讯的大获全胜则生动的诠释了这一点。腾讯最初做的只是即时通讯，但业务模块一直处于不断扩张之中，他们以QQ为纽带，相关业务逐渐拓展到了空间/博客、门户网站、游戏、微博、搜索、浏览器、购物、在线支付、虚拟货币、网络安全和微信等众多领域，并将战略目标正式定为向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旨在打造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满足互联网用户包括沟通、资讯、娱乐和电子商务等在内的综合性需求。腾讯能做到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立足于深圳蓬勃的草根创。
这里要说的是，深圳特区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顶着巨大的质疑，有时甚至面临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验，它的许多政令的出台在经济上是具有开拓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的。而上海浦东新区政策的出台，则是在上海的领导从国家层面确立的，政策上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得到了高层的大力支持的。
如果说在浦东发展历程中曾探索尝试的保税区模式、出口加工区模式和高科技园区模式都已为各地所借鉴，这一模式对苏南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就是拓展了这样一种兴建工业区的具体的经济样式的话，深圳对全国的开拓性贡献主要在制度改革示范。深圳特区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深圳市地方政府作为改革实施主体，在改革实践中努力解放思想，敢于尝试，在改革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第一。正是在市场制度的摸索试验中，创造出了新的发展路径，并在中国相继的改革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它在土地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为全国作出了开拓性的示范作用。
换句话讲，深圳的勇创精神是上海无法企及的。
02
只有少数行政区能够发展
事实上，现在上海浦东等还是大片土地储存，完全可以说相当于一个主城区面积。上海现在缺乏一个副城中心，导致主城区对周边新城，镇中心人口虹吸作用，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说了这么多年要缓解城区人口密度和交通压力，反而这些年来越来越堵。这就是主城区对周边新城，镇中心虹吸作用导致。要解决这个矛盾，上海必须集中精力打造一个体量，规格与主城区旗鼓相当，甚至还要高于主城区的副城，这样就形成双城均衡杠铃发展模式，而不是中心城区圆心虹吸模式，这样往主城区集中的人口就会向副城聚集扩散，促进人口的均衡流动与分布，不仅有效缓解主城区压力，也大大提升上海整个城市规格，大大激发了上海东南部广大真空地区的发展。。世界级城市PK 最终比的还是综合开发程度。这也是东京为什么能跻身世界顶级城市的秘密。
上海过于集中发展范围在浦西，至今也没跨越式发展突破黄浦江往东，即使是浦东新区开发20多年了，也局限于陆家嘴区域，然而陆家嘴区域也是浦西经济，外滩的辐射，仅仅是跨越黄浦江而已，根本谈不上浦东大开发，更谈不上上海发展的突破。
上海现在发展模式有点精致主义，局限于核心中心城区与陆家嘴黄浦江沿岸精致化开发，没有真正的走向全面大开发。最近一篇文章《上海无法与深圳比，浦东也无法与前海比》虽然观点偏颇，但也反映出上海经济过分画地为牢，局限于黄浦江狭窄区域视野范围内，而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突破式，跨越式往上海东部，沿海发展，导致东部片区荒芜一片，也是寸金寸土的上海极大土地资源浪费，也是为什么上海人口规模无法突破2500万症结所在。上海近几年开发趋势有点商人跑马圈地味道，精致的利益主义者，哪里人多，哪里利益能快速兑现就开发哪里，也导致上海经济发展无法摆脱主城区，无法脱离黄浦江经济带的原因所在，画地为牢，把上海城市能级限制在既有的主城区辐射范围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40规划人口规模2500万。作为顶层设计的上海市政府，应该突破这种思维，从更加宏观的局面，全局开发上海，极大的利用上海寸土寸金在全国范围，世界范内的高效开发利用。上海总面积6340平方公里，非建筑用地超过38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上海一半以上面积不是用来城市开发，反而去开发小城镇，这完全没有发挥上海作为全国龙头城市资源要素聚集效应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可以想象，一个开发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的上海，将会对长三角，中国，世界经济的贡献，其爆发的能量是怎样的一种震撼。
上海东部，沿海地区区域优势非常明显，位处上海东南沿海的东海之滨，临港新城面积315平方公里，北临浦东国际机场，南接洋山港-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还有即将开工建设的上海东站-浦东国际机场世界级交通枢纽，海陆空交通得天独厚，上海东部沿海黄金滨海角。
上海周边新城有松江，嘉定，青浦，临港四大新城。其中松江，嘉定，青浦新城都是上海西南面靠近内陆，如果这些新城再造一个与中心城区体量相当的新城，会导致严重同质化，资源紊乱配置等大量问题，所以不可能打造一个与市区同等级的城区，无法解决市区虹吸困境，只会对市区造成更大的压力，这样2040人口规划真的就只能2500万了，上海2040规划，人口规模到2040年2500万，建设用地负增长，这两点是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对超级都市圈经济潜力开发的巨大浪费，各种人才的聚集，就是各种经济要素优化配置，高效运转，衍生大量创新，合理规划不仅不会导致大城市病，交通瘫痪，而是更加激活城市潜力，孕育出伟大的创业创新人才和企业。东京，香港，新加坡地势崎岖，上海地势更加平坦，按照东京，香港，新加坡人口密度，上海完全可以承载50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世界超级大都市，长三角更是世界顶级都市圈。然而在上海东南沿海的临港新城，远离市中心75公里，市区与临港之间，以及杭州湾奉贤，金山等大量真空地带，其潜能远没激发，人口承载规模可以说再造一个上海。依托洋山港，浦东国际机场完全可以打造一个类似香港，新加坡的全球化自贸区，科技创新，航运新城。自由贸易，科技创新一定是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趋势，谁抓住了机遇谁就勇立潮头，不被历史抛弃，这一点上海市，中央决策层要心里有数，城市的规划发展不是商人跑马圈地，利益至上短视模式，而是从顶层设计，实现上海的均衡发展，真正破解中心城区虹吸模式。中心城区-沿江（黄浦江）而治短期内会让商人，企业见效快，但真是一把双刃剑，束缚上海经济突破，画地为牢，永远局限在黄浦江沿线非常局限的空间。打造临港新城一极，以他为突破点，实现上海中心城区-陆家嘴与临港新城的均衡发展，资源，人口的均衡配置。带动中心城区与临港新城之间广袤的浦东新区腹地飞跃开发，可以说再造一个上海-打造上海双城模式并驾齐驱。
城市规划的不均衡：
从上海的城市规划图可以看出，上海的典型的地区只有几种：
1.挤在一起的城市，却没有土地了
2.不能开发的生态保护区
3.偏远的大农村地区
从上述的根据来看，上海发展乏力也就不难想象了：只靠浦东新区一个区拉动，其实是不够的。目前七个上海市中心区和金山奉贤等区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前者有经济基础，后者有土地。加强它们之间的协同，优势整合，也许是上海能避免衰落的原因。
从前那个在绚丽的霓虹灯下照耀的东方明珠，希望它还能继续繁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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